吴康：理解城市的增长与收缩——基于多源城市数据的分析与思考

吴  康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城市增长与收缩的相关背景

“增长”是我国城镇化、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的一个主流的视角，不管从社会经济维度，还是景观、土地利用维度以及行政区划、政府治理维度，大家主要关注的是增长，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理论和实践范式都受到19世纪以来人类发展和文明经验的影响。经过工业革命、城市化进程、信息化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人口向城市的聚集，城市人口的增多并获得城市发展的胜利，使得城市发展的标准化路径、大部分的理论和实践，都是以广泛的永久的增长为基调。

根据我国近四次人口普查的地级人口密度变化图，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在2000年以前，大部分地级单位人口密度都是增加的，2010年有大量的人口流失在空间上蔓延，在2010-2020年间，绿色板块越来越多，尤其是七普数据出来，我看到网上有很多探讨，在整个东北地区，除了沈阳、大连、长春这几个副省级城市，其他所有地级市市域范围的人口都在流失，包括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图1）。

图1 我国历次人口普查地级单位的人口密度变化（引自戚伟，2021）

收缩型城市发展的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和国家层面主管部委的关注。2019年3月和2020年4月，国家发改委在新型城镇化重点建设任务里连续两年提到了收缩型城市的发展问题，在城镇化、（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治理领域，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命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其实也是伴随着我们国家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变化，还有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条件系统性重构而产生的。这4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创造了增长的奇迹，城镇化率2020年已经达到了64%，这种模式或城镇化的顶层设计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是以工业化的迅速推进为引擎，通过出口导向的主要方式，以土地快速扩张为空间的支撑，自然而然，规划和发展政策关注点就是在城市的经济增长和空间的扩张方面。

然而最近十年，这种“增长逻辑”下的城镇化问题逐渐显现，包括中小城市的空城、鬼城，农村的空心化，使得我们重新审视既有的城市化模式。另外，我们国家城市发展最近十年，面临着内外部条件的系统性重构和结构性变化，后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化进入到退潮期，还有一系列因素的交叠，人口红利、工业低成本优势的丧失、土地财政的收紧，还有社会机构上的老龄化。

2020年，国家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会进一步给城市发展带来显著的分化，人口向主要的城市群和特大城市集聚，局部收缩会在一些国土空间中浮现，比较典型的是东北城乡整体的收缩，当然还有一些东部沿海的外向型工贸城市的局部性的收缩，以及中小城镇的收缩。

对于城市治理而言，如何客观地认识这种发展逻辑的转变？怎样处理好增长和收缩的关系，并实施有效的适应性政策，显得十分重要。虽然这几年有很多的报道和讨论，但因为概念的模糊性，数据口径和空间脱节等原因，收缩型城市的治理还有很多的理论实践环节需要厘清，尤其面对传统数据、官方数据，最近涌现的大数据新兴技术，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城市现象以及治理响应呢？我们做了一些探索。

二

理论层面对于城市收缩的基本认知

“收缩型城市”这个概念的由来，我不作过多阐述了，是西方国家先出现的由于郊区化、去工业化引发的，从英美老工业城市向东欧日韩等发展中国家蔓延。到了本世纪初，使用语境开始不断扩展到在全球化下长期难以逆转低迷发展势头的城市。这个概念从出现开始就是有争议的，因为它和城镇化的理论、经验认知，还有政策，都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即使是欧美国家对于这个概念也经历了从轻视、对抗再到接受利用过程。可是现实当中会发现收缩城市的治理效果并不如预期，而且这种现象不断的从老工业国家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蔓延，引起了反思，包括开始讨论城市变小的一个好处，在慢增长或者逆增长的情景下，城市如何可持续发展？

城市为什么会增长呢？这个层面的理论解释是非常充分的，来自于经济学领域有很多经典理论，从外生到内生等都有一系列的解释。城市为什么会收缩呢？这个领域大部分来自城市研究或地理学的解释，主要是基于案例的总结，包括去工业化、郊区化、制度变革和转型，还有这几年提出的全球生产网络、世界城市网络等。

理论层面，首先是生命周期的理论，它主要描述个体城市在它的发展历程中的起伏涨落。另外是来自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资本城市化，这种理论认为城市的增长和收缩背后是资本驱动的，是资本破坏性的重塑或者说解构城市建成环境的现象。全球生产网络和世界城市网络理论也从一定层面上呼应了资本城市化。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对于收缩型城市的理解已不再是一个静态线性的讨论，而转变为一个复杂多维的动态反馈的过程，它是一个不断累计和自我强化的效应，进一步引发一系列的议题。

因此，当前对于城市的增长与收缩可以扩展到在全球化、资本循环累积作用下的空间表征，它已经超过了个体城市的涨落起伏的范畴，也不是发生在个别城市短期局部可逆的、而是在广泛的环境里存在的长期过程。所以我们用两个理论框架来理解，第一个是全球化和地方化相互作用下的城市增长与收缩的循环的反馈（图2）。另一个是在多尺度网络流作用下的城市增长和搜索近程和远程作用的耦合（图3）。

图2 全球化—地方化作用下的城市增长与收缩的循环反馈

图3 多尺度网络流作用下的城市增长与收缩的近远程耦合

各国城市发展的基本现实差异比较大，衡量哪些城市是收缩的哪些是增长的，在人口基数、时间年限以及人口规模等问题上并未达成一致。目前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收缩型城市或城市的局部收缩在特征上主要表现在人口、经济、景观三个维度。人口变化是最直观的，也是最主要的。另外是经济的衰退，经济衰退的表征会显得多样复杂一些，表现在工业城市产业和就业的流失、财税下降、破产、产业转型等。景观维度主要是空间衰败和品质的下降。这三个方面主要是基于现象归纳的，但实际上增长和收缩内涵远远超过这三个方面的现象。

在数据方法上，基于现象的表征，我们可以通过传统的社会经济数据、空间统计数据、地理景观数据、互联网的新数据来识别城市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增长和收缩的变化。

相对而言，社会经济指标、空间统计是比较传统的方法，地理景观和互联网新数据是这几年涌现出来的新技术替代变量，它的优势在于统计粒度比较高，更新速度比较快，但是它的劣势在于时间连续性，还有空间分辨率方面难以兼顾，再加上它的有偏性和不确定性，对结果的校验往往有更高的要求。

人口普查的数据一般是十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数据，但因为我国人口普查存在的统计口径不对接以及还有快速城镇化下地方上频繁的区划调整，单纯依靠人口普查数据来观测城市的增长和收缩，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人口统计口径上，在2010年以后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再往前去看存在户籍和常住人口的不可比。

第二，城乡人口划分的差异，历次人普，当然六人普和七人普保持了延续，但是六人普之前，五普和六普不对接，四普和五普不对接，呈现出城乡人口划分的不可比。

最后，人口统计数据的数量和地域空间不匹配，包括国家统计局基于七普公布的我国城区人口数据，在目前还没有公布更详细的人口长表数据前，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个表里的城区人口是市域范围的合计还是纯粹主城的建成区常住人口。我们根据经验，觉得至少重庆市的城区人口总量应该是统计上重庆市域“城区”人口的加总，而非单独重庆主城区的，因为重庆是多中心的，因此人口统计存在数量和空间匹配性的问题。

三

区域层面城市增长和收缩的研究

首先，基于传统的人口统计数据观测城市的增长和收缩，我们早期做了一些工作，包括五普和六普的数据。当时做的结果是180个收缩的城市，后来有一些批评，因为这里面存在历次人口普查数量和空间的匹配性问题。后来在2017年，我们又采用城乡建设统计年鉴里的城区户籍+暂住的数据，同时考虑人口在时间层面上的波动性，做出来的结果是2007-2016年有80个收缩的城市。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我们也想了一些替代方案，比如通过实体地域对比和行政地域互验的方法，基本上能够把我们国家城市增长和收缩放在一个相对可比和明确的空间单元里揭示它们的基本变化（图4）。对于数据缺乏或数据不全的中小城市而言，我们做的这个工作为其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视角和可参考的研究发现。对于个体城市而言，由于人口的增减变化具有阶段性，不同时段和口径下的数据变化，将从不同角度更全面地反映个体城市人口增减的动力差异，研判城市自身的发展特征和发展需求，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的政策响应。

图4 基于人口可比增减变化的我国收缩型城市甄别方案

统计口径的一致、城乡划分标准的衔接、人口属性数据与空间数据的匹配对于城市的增长与收缩界定非常关键，所以单纯依赖现有的人口统计数据还不足以科学地支撑城市增长与收缩的精确识别。因此需要基于新数据和新技术应用，持续推进城乡人口精准划分。

用新技术和新数据做城市增长和收缩的研究，一是基于互联网的LBS的数据，这个里面代表性的工作，一个是2016年《城市规划学刊》上的研究，还有近期《地理学报》第10期会刊出的研究。另一个是基于遥感夜光的数据，遥感夜光主要适合做城市收缩和增长在宏观层面的工作，夜光数据最大的难点在于校核的问题。

另外，因为现在有了很多网络数据，我们还可以把城市增长和收缩拓展到类型的演化，从传统的规模大小变化，扩展到在信息化互联网视角上城市网络连接谁强谁弱，把这两个维度结合起来。

我们用企业互投的大数据做了比较，在规模层面上，还有企业网络连接度的层面进行区分（图5、图6）。我们划分出几种类型：第一种类是人口规模在稳定的增长，同时网络联系非常稳固的城市，我们称之为首位城市。还有一些城市规模优势比较明显，但是在过去的20年里，网络联系是呈下降的态势。另外还有一类城市就是有线城市，规模不大，但是网络连接度在不断增强。

图5 中国城市企业投资网络的地理格局

图6 中国城市增长与收缩的类型演化

四

浙江义乌的典型案例分析

我们为了理解义乌这个城市的增长与收缩动力变化，把它分解为人口、经济和土地景观三个维度，然后划分为持续增长、转型增长、潜在收缩、持续收缩四类。我们用了多源的城市数据，包括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流动人口，还用了工商企业户头大数据、夜光遥感数据，同时还做了非常重要的多个企业的实地调研和访谈。时间原因，这里不详细展开说各个街镇的差异性了。

总体来看，义乌的增长和收缩是具有非常明显的周期性和波动性的，增长和收缩是并存的，它的空间形态主要表现为穿孔型的（图7）。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些影响因素的归纳，一个是国内外贸易环境的变化，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这里面包括机器换人和网络经济的影响，此外还有综合环境整治和户籍制度的改革。我们做了详细的微观调查和访谈来支持我们对城市发展动力变化的理解（图8）。

图7 基于夜光数据识别的义乌的增长与收缩

图8 义乌的增长与收缩的背后动因机制

义乌是产业韧性很强的城市，最新的七人普数据，义乌从2010年的123.4万增加到2020年的185.9万，十年的周期来看，依然是增长的城市。义乌这样的中小城市而言，开放性和网络嵌入性对其城市的长期发展变化非常重要。

五

一些研究体会

首先，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可能超大城市更加复杂一些，虽然城市很复杂，但是依然有简单的规则，所以对于超大城市的治理，它的前提应该是对于城市系统全面的科学的认知和理解，找到里面的规则和钥匙。

第二，新技术和新数据确实能够助力我们对于复杂城市现象的认知和理解，能够让我们更全面科学地把脉城市系统，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城市规划和治理并不能完全依赖新技术，技术是把双刃剑，包括近几年智慧城市的实践，甚至有些反面的案例都说明了。

第三，城市的治理，尤其是城市的空间治理，现在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不仅仅限于对于新技术的武装，我觉得更在于我们传统的积累，包括知识的积累、经验的积累，还有与新型技术的融合和提升，这种融合不是把很多东西拼凑在一起。

第四，城市规划的研究，要透过这些绚烂的技术，还有机械的数据去讲好城市背后的空间发展和治理故事。

供稿单位：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本文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吴康教授，在2020/202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暨2021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季论道规划十七“超大城市治理新技术应用”上，作的题为《理解城市的增长与收缩——基于多源城市数据的分析与思考》的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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